吉首市股票配资 蒋介石最后是怎样离开大陆的?
1949年12月10日清晨,成都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,黄埔军校的正门前,一辆黑色的座车静静等待着。车旁,身着军装的蒋介石正站立不动,神情凝重。尽管局势已危在旦夕,他却坚持要从这座门出发,这不仅是他的选择,更是他对自己身份的最后坚守。然而,谁也没有料到,在离开这片他曾誓死守护的土地之前,这位曾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领袖,还将经历怎样的惊险与考验?
重庆失守,蒋介石的南迁
1949年11月30日,重庆陷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遍了整个国民政府高层,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,蒋介石深感形势紧迫,他迅速决定将政府和家人撤离至四川省会成都,希望在这片西南腹地暂时安顿下来,重整旗鼓,寻求最后的反击机会。
当晚,蒋介石和他的随行人员,包括政府高层官员和亲属,在严密的警戒下,从重庆仓皇撤离。一路上,车队在夜色中匆匆行进,穿过蜿蜒的山路,抵达了成都。
抵达成都后,蒋介石一行人在黄埔军校北较场的黄埔楼安顿下来。这座楼曾经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指挥中心,现在再次成为蒋介石的临时指挥所。黄埔楼的四周早已布满了警卫和防御工事,蒋介石下令将这里设置为临时驻地,希望能够在这片相对安全的土地上进行新的部署。
蒋介石的到来让整个黄埔军校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,随行的各级官员和军校师生们忙碌起来,准备各种后勤保障,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和生活无虞。黄埔楼内,蒋介石召集身边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们,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,商讨当前局势和下一步的应对策略。会议室内,大家的神情都格外严肃,言语间充满了对未来的忧虑。地图铺展在桌上,蒋介石不时指着图上的位置,与众人讨论着各地的军事态势和兵力调动。
与此同时,蒋介石的家人也在成都安顿下来。他们的居所安排在黄埔楼内的一侧,这里戒备森严,警卫们日夜守护,确保万无一失。蒋
成都危机与固守的决定
蒋经国在到达成都后的几天内,感受到了成都局势的严峻。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关于解放军动向的情报。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,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:解放军的部队正在迅速推进,成都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。蒋经国意识到,如果继续在这里停留,恐怕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。于是,他决定劝说父亲蒋介石尽早撤离成都。
蒋经国多次前往蒋介石的办公室,每次他都试图说服父亲放弃在成都坚守的念头。他小心翼翼地陈述当前的形势,告诉蒋介石解放军的步伐已经逼近,成都即将成为下一个战场。他建议父亲立即撤离成都,前往台湾,那里地理位置相对安全,能够更好地进行防御和反击。然而,每次劝说的结果都让蒋经国感到失望,蒋介石总是固执地拒绝离开成都。
蒋介石对成都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在他看来,成都不仅仅是一座城市,它代表着历史的传承和民族的荣耀。蒋介石时常提起诸葛亮当年在这里辅佐刘备立国的故事,他将自己与诸葛亮相提并论,认为自己在此时此刻也有责任守住这片土地。他甚至认为,历史会在这里重演,自己也能够像诸葛亮那样,逆转乾坤,为国家重新开创一片新的天地。
蒋介石不仅情感上执着于成都,他还命令胡宗南调集所有可以动员的部队,务必死守成都。他指示胡宗南将部队集结在成都四周,布置防御工事,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。蒋介石坚信,只要守住成都,国民政府就能稳住阵脚,为未来的反攻赢得时间。
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,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成都虽然地处西南,地势相对有利,但解放军的兵锋正盛,且人数众多,武器装备精良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,胡宗南心中也明白,单凭这支疲惫不堪的国民党部队,想要守住成都,难度极大。但他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,只能全力调动部队,在成都外围布防,加强城内的戒备力量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蒋经国并未放弃劝说的努力。他每天都与父亲讨论当前的局势,尽力让蒋介石意识到,死守成都并不是明智之举。蒋经国列举了其他地区的失守情况,指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,试图通过事实和数据让蒋介石改变主意。然而,蒋介石依然执拗地坚持自己的立场。他认为,自己不能轻易放弃这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,成都必须守住,即便局势再困难,也不能退缩。
解放军逼近,紧急撤退的前奏
12月初,战局的迅速恶化让整个国民政府内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。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,而国民党的防线则在各地迅速崩溃。
12月7日,蒋经国接到了前线发来的紧急电报,电报内容简短而震撼:“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。”他不敢耽搁,立刻拿着电报,急匆匆地赶往蒋介石的办公室。
当晚,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和顾问团,在黄埔楼内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议室里的气氛格外沉重,所有与会者都明白,此时的成都已经不再安全。地图再次被摊开在桌上,各方部队的态势和部署一目了然。蒋介石用手指着地图上的成都,开口说道:“成都已经难以为继,必须尽快做出决策。”
在场的将领们纷纷发表意见,讨论撤退的方案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形势已经极为不利,但成都作为国民政府在西南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,其战略意义不容小觑。如何确保安全撤离,同时尽可能地保全有生力量,成为了这次会议的焦点。
蒋介石听取了众人的意见后,最终下定决心。他宣布,将国民政府迁往台北,并下令西昌设立大本营,作为未来指挥大陆作战的中心。
蒋介石随后亲自签发了手谕,命令所有部门立即启动撤离程序。台北成为新的政治中心,而西昌则作为军事指挥所,继续统领大陆的战事。手谕的内容简洁明确,措辞间透露出紧迫性和决绝。
云南起义,无奈的撤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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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9日,正当蒋介石全力推进撤离计划时,云南省传来了震动全国的消息——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国民党内部一片哗然,蒋介石原本寄予厚望的西南防线,随着卢汉的起义,瞬间崩溃。这一消息无疑在国民党高层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,蒋介石手中的最后一张牌也被彻底打掉。
面对外有解放军步步紧逼、内有卢汉起义的双重压力,蒋介石的撤离计划不得不加速推进。他清楚,成都已成为一座孤城,再留在这里不仅毫无意义,反而会陷入更大的危险。为了确保撤离行动的顺利进行,蒋介石亲自指挥部署,命令胡宗南的部队迅速采取行动,急攻武侯祠一带,清除前往新津机场路上的一切障碍。
当晚,胡宗南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,他立即召集部下,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。武侯祠地处成都南部,正是蒋介石撤离路线上的一个重要关卡,控制住这里,就等于掌握了撤退的主动权。因此,胡宗南调集了部队中的精锐力量,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攻占这一地区。
12月10日凌晨,天还未亮,胡宗南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,悄然向武侯祠方向推进。在黄埔楼内,蒋介石得知武侯祠已经被胡宗南部队控制的消息,迅速下达了撤离的最终指令。
最后的成都时光与离去
当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,蒋介石站起身来,目光坚定地看了一眼军校的正门。他坚决地表示自己要从正门离开,哪怕外面形势再危急,也不能从侧门或后门偷偷撤离。
在蒋介石的坚持下,车队从黄埔军校的正门出发,缓缓驶向机场。道路两旁,早已布满了警戒的士兵,他们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,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突发情况。尽管道路上已经清除了许多障碍,但车队行驶不久后,依然遭遇到了敌方的零星抵抗和袭击。
一路上,车队几次遭到小股武装的袭击,子弹击打在车体上发出沉闷的声响,前方的路障也不断出现阻碍车队前进的迹象。每一次遭遇战,蒋介石的警卫部队都迅速做出反应,他们立即下车,掩护在车旁,用手中的武器还击,确保车队的安全通行。蒋介石的座车在这些战斗的间隙中穿行,虽然惊险,但在胡宗南的部队掩护下,车队逐渐逼近新津机场。
抵达机场后,天已经亮了,机场的跑道上早已准备好了蒋介石的专机“中美号”。蒋介石下车后,环顾了一下四周,确认所有随行人员都已安全抵达。他没有急于登机,而是先向周围的将领和护送他的军校学生们挥手致意。
随后,蒋介石在众人的注视下,缓缓走向停在跑道上的“中美号”专机。登上舷梯后,他再次回头,望了一眼仍在跑道边肃立的士兵和将领们,然后转身进入机舱。机舱内的座位早已为他准备妥当,蒋介石坐定后,随行的人员也迅速上机。机舱门关闭,外界的喧嚣逐渐被隔绝在外。
不久,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,“中美号”缓缓滑行,驶入跑道,加速,腾空而起。飞机逐渐离开地面,成都的景色在舷窗外迅速缩小,直至消失在云层之下。随着飞机升入高空,蒋介石的大陆岁月也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。
参考资料:[1]詹特芳.蒋介石政府是如何转移黄金、白银、外汇去台湾的[J].世纪行,1995,0(11):34-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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